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十年，我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综合和总结。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正因为我们党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推动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开宗明义，有一个极关重要的概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在同一篇谈话中，他还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极重要概括的起首地位。这真可谓是一语中的、一言兴邦！

　　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来聚焦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来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让我们先从改革开放三十年引发的历史巨变说起吧。

　　三十年历史巨变，当然可以从多方面，用多视角来观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中国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样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党和国家的状况、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状况，作了尖锐鲜明的对照，而把问题集中到究竟是要“沉闷停滞”，还是要“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

　　这样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体察和眼光，实在发人深省！

　　实际上，从新时期一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头八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贯串始终、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活跃起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有无活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是沉闷还是活跃的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请看吧，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三十年年均增长速度接近百分之十的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到二○○七年的二十四万六千六百多亿元。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升到世界第四位。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首位。数以亿计的长期束缚在有限土地上的农村劳动人口，总体有序地转入非农产业。数以百万计的摆脱了指令性计划束缚并拥有自主权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和活跃起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三百四十三元增长到一万三千七百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一百三十三元增长到四千一百多元。两亿几千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全社会总体进入小康。进出口贸易总额从二百亿美元提高到二万一千七百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也高居世界首位，并从而对世界经济发生愈益强劲的“引擎”作用。还有累计一百二十万人的出国留学生，每年三、四千万人次的出国旅游大军，数以亿计的网民、手机用户和居于世界前列的报业市场。再加上中国社会本身和谐发展和文明复兴正日益成为新的亮点，如此等等。显然，这样一种世所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还将长时期持续下去。

　　要问这样的活力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而来。

　　归根到底，是由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思想同解放生产力紧紧联在一起而来，是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把解放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来。

 

　　请再来看一看三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进程的思想启动，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点大家已耳熟能详。这里应当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而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因此，作为人们生产实践能力的结果即生产力（马克思），就成为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这一点尤其具有特殊重大的直接决定意义。

　　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从新时期一开始，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的同时，又坚决、彻底、鲜明地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在新时期“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还把问题提到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这样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聚焦点。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

　　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由这样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开创性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推进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对于如此丰富生动和复杂深刻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不可能也不需要作编年史式的详细描述，而只打算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新时期头四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在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下，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先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获得突破。由此带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特区试点，加上这之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随后的恢复高考、开放留学。实质上，这就是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变，来启动各方面人们思想的活跃性和积极性，启动政治、经济和教育、科技等方面改革，从而开始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科技生产力，同时开始调动国外境外资本、技术、人才的积极因素和生产要素。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概括言之，这第一大段落，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乃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头一个十年。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第一次郑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向全世界昭告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走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则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推进，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推进。改革目标的探索，又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大），又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成功实践并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概括言之，这第二大段落，从一九八二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乃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第三大段落，新时期中间又一个十年。一九九二年，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稳定，成功地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新形势下，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奔小康”的发展势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改革开放进入一个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新阶段。到一九九七年党的十五大，在十四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理论，同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

　　概括言之，这第三大段落，从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党的十六大之前，乃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经过这一段落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最近这六年。二○○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这也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直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纲领，推动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推动实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新社会阶层在内的更广大团结。党的十六大以后，经过十六届三中全会到二○○七年党的十七大，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统筹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与此同时，还针对某些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且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九年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的发展，郑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

　　概括言之，这第四大段落，从二○○二年到二○○八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

　　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二十一世纪头七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这样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能够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谈何容易？这实在是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不可避免地涉及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思想理论领域众多错误和过时观念。而解放生产力，则又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逐步改变。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各类建设者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能更广大地开源，又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境外国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六项，国外四项，共为十项。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新时期一个又一个大段落上的不断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这十项“生产力要素”才能持续地得到解放，并从而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三十年历史发展还表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尽管涉及众多因素，但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强调生产力，是不是见物不见人？当然不是！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而且人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所谓“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要点就在这里。请回想一下吧：我们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定地廓清长期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廓清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廓清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等一系列深刻理念的提出，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请再回想一下吧：我们党同样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还有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

　　在这里，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而不是相悖反。

　　在这里，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

　　在这里，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就是这样，中国终于摆脱封闭落后、停滞僵化，一步一步地真正活跃起来了。积三十年之努力，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也不是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但是三十年历史进程之主流，之主导方面，则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相结合之愈益深化发展，而势不可当。

　　再进一步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党和国家究竟是怎样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的呢？

　　我认为，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一贯地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个最大的“硬道理”出发，而不是从过时和僵化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出发；同时又始终一贯地勇于面对困扰我们思想、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来展开来深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创新境界而又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无谓争论并且允许看。只有这样，在坚定而又有耐心的清醒方针指引下一步一步做起来，方能真正击中要害、统领全局，方能有力排除干扰、凝聚人心，方能使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觉醒，并从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个阶段上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三十年中实践课题、理论课题无疑是众多的，但是归结起来，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我们党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中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内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属于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过程。这个过程中首先创立的，具有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性质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论等，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启动了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回答，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并且提出了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大方面，是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即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三步走”战略部署，到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到“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特征的文明发展道路，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既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认为，这三大方面基本问题之每一方面，都是从新时期一开始即明确提出，并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和深化。与此同时，这三大方面又总是在三十年各个具体阶段上党的总体战略布局中相互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而贯穿这个统一整体的，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和自觉把握，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全面认识和坚定贯彻。

　　应当说，这三大新觉醒，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踏踏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实实在在地摸到并牢牢把握住的具有理论基石分量的三块“大石头”，是我们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精神、政治和科学成果，也是当代世界进步潮流和时代特征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创造，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三大新觉醒分不开的。

　　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排除“左”、右干扰，思想解放不断上台阶，有力带动了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不断上台阶；反过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又有力促进了思想再解放。

　　在这样的进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二者结合如此之紧密，党的理论如此之管用、之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实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获得新觉醒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到新的境界。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的鲜明体现和最新成果，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今天，当着我们以胜利的喜悦和攻坚克难的执着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以为，继续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坚持和发展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这就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我们今天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战略界定。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这就是新起点上总形势的一大特点。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头十年、头二十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

　　实际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而不是通常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

　　“五大挑战”，这就是我们在看到“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又不能不估量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十五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实际上，对于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这一绝无仅有的“总背景”，还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一个层次，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现在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在二千四百万人以上，而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一千二百万人，缺口在一千二百万人左右；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二○三三年前后）的“总量高峰”，即达到十五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老龄化高峰”，现在我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六十岁以上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还会更为突出。

　　再一个层次，是专门分析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十三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八亿。八亿农民里面，劳动力占五亿，这五亿就比现在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那么耕地多少呢？十八亿亩多一点。而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十五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耕地，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从这样两个层次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中国后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十三亿到十五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八亿到十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从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要走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对外表达即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按照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对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后起军国主义国家依靠发动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前苏联霸权主义在所谓“世界革命”幌子下搞超级大国争霸和势力范围的办法当然也不能学！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立足于自己的发展。

　　而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也就是要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成果基础上，实现中国人民生产力的新解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真正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以至整个上半叶，经济社会更高水平和更广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这样的发展和进步，总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根本摆脱“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

　　那么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历史任务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说得完全一点，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看来，新就新在它提出了两方面基本要求：一个方面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首先就意味着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要求，各方面创新活力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力和产业创新活力的进一步解放。信息化带动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工业化，产业升级，把各类所有制企业首先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另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又意味着，要求创业活力的进一步解放。这是因为，要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中真正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为此又势必要求放手发动创业，推动全国城乡实现各类中小企业以至微型企业的广大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所确定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实际上，国际国内经验证明，中小企业不仅在带动就业方面，而且在推进创新方面，均能作出重大贡献。我国技术创新的百分之七十、国内发明专利的百分之六十五和新产品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中小企业。）

　　在以上创新活力、创业活力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如果再联系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五大挑战”特别是巨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际压力的挑战，那就还有一个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的问题提到面前。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即已提出，一九八八年反复强调，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又先后多次加以强调。看来，现在也到了更好地抓住时机，按照增强能力和解放活力的要求，进一步认真加以对待的时候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就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而这当然是涉及包括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改革全局，以至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家巩固和综合国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再来一个历史性新飞跃的大问题。

　　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特别是：

　　一要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要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而进一步解放这“三个力”，以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在这里，又一次表明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可以而且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达到更好的统一。（来源：华程网）